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 — 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 赵旭东
2016-12-09 23:06  赵旭东  开放时代 2011年12期 浏览:494  评论:0

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 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

赵旭东

[内容提要]中国的乡村有其自身存在的样态,其自身的闭合性建立在其乡土性的基础之上,这种闭合性并非完全的封闭,而是有着一种从闭合到开放的自我转化能力。离开了对这一点的理解,我们很多的认识都可能是一种走极端的偏执。乡村社会生活的同质性造就了一种自我的闭合,而乡村社会生活的异质性则造就了另外的一种开放性。这两者之间向来是相辅相成,不能完全分离开的。而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试图让原本动态的乡村的闭合性成为一种固化的样态,实际却只是外来的乡村建设者的一厢情愿,甚至从根本上,这些学者并没有真正从一个时间的维度上去历史性地理解乡村社会结构自身的从闭合到开放的循环,最终,所有的努力都只能是建立在了一种走极端的认识基础之上。

[关键词]闭合性 开放性 乡土性 新乡建学派

 

一、引言

中国的乡村自其出现以来便是以一种文明的形态而不断地向前演进着,而构成其律动主旋律的便是一种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这种循环使得乡村的边界围绕着其自身象征符号体系所确认的核心,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由此而构成了一个处在不断变动循环中的自我再生产的世界。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图式可以构成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乡村演变的一种方式,而如果偏离了这种方式的理解,很多时候就只能如盲人摸象一般,每次仅仅能够触摸到本来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象身体的某个部位,而非全部。

确实,谁都无法否认,乡村是有其边界的,这种边界既是物质性的,比如土地、道路和庙宇等,同时也是象征符号性的,比如附着在土地、道路和庙宇等之上的对于当地人而言的各类符号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边界就是一种区分,它使边界的内部和边界的外部之间有了一种分野,并同时造就出了一种可以使边界内部的事物闭合起来的契机。但是,社会的边界又不同于物理的边界那样泾渭分明,也不同于物理边界所天生具有的一种密闭性。可以确信,很多时候,社会边界往往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地方,就是可以有渗透和泄漏的孔道。这就使得社会的空间从来就不可能完全是密封的,而是和界外之人、事、物都有着频繁的交流与沟通,差别仅仅是在于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范围和强度。可以这样说,一个彻底闭合的社会与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作为一种理想型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大容易找寻到的,反倒是处在这两个极端的状态中的社会倒是随处可见,以营农业为生的乡村社会便属于这样的社会之一。

作为人类社会最初形态的狩猎与采集社会,人们端赖自然的生长物来谋求自己的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社会的边界就是满足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自然生长物的存在范围。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可以奔跑着寻找食物,但是绝对不会跑出一个可以造就食物剩余的空间范围之外,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获得其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超出其上的需求并不为这个社会的人所看重,积攒过多的剩余对于他们而言只能是一种负担,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有钱人向没有钱的人发放高利贷时那样的对于剩余财产的炫耀,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谋求一种剩余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满足,比如亲情的强化和友爱的加强之类。

土地是使乡村的闭合性得到突显的一个物质基础,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特别强调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的核心即是指那种受到了土地所束缚的社会的一种闭合性的特征。他强调了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字不起绝对的支配作用,人们之间的交流是面对面进行的,法律也下不了乡,真正依靠的是人人同意的习俗以及维护这些习俗的长老统治。所有这些特征都无一例外地在表述土地所具有的生产乡村社会的闭合性上的特殊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是可以生产粮食的,而粮食是人能够不需要随时随地去采集狩猎也能活下去的根本,这便有了储存粮食和规划年度生活的概念。在有了可以储存粮食的概念和实践之后,人们就会固着在并依赖于一块土地,年度性地在土地上耕耘,并相信自然的变化影响着人的生活,人们从土地上所获得的一切都是有外在的自然所赐予的,而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与自然等同的就是“天”的概念, “唯天为大”甚至成为西汉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为汉武大帝贡献治国良策的一个根本主张。 ① 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生财之道的前提下,会年复一年地在一块生产量有限度的土地上耕作,他们显露出很少的流动,也显露出很低的变动不居,久而久之甚至还被土地的固定性所型塑,土地的特征积淀而成为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的特征,俗语中所谓“老实巴交的农民”大体是对这个群体集体性格的描述。总而言之,一块不流动的土地便是农民能够生活下去的根本,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以土地占有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的封闭的闭合性,因为土地的范围是有限度的,一个乡村社会的农民在土地有充足供应,自然有风调雨顺之时,就像他们的祖先最初选择了定居一样,肯定是不会越出土地的范围而去谋求一种超越于土地之上的生活。

但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狩猎采集社会的限度在于其自然供给的限度,那么,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的限度就在于其土地自身的限度。一个差不多已经是常识的看法认为,不论投入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超越于平均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有多长,土地生产的量都有其自身限度的存在,到了一定的量,再增加人力、时间和肥力都不会产生出与此投入和增加成比例的效应,这可以说是一种土地生产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土地的生产量本身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限度,就像屋子的天花板一样,不大容易突破出去。有人曾经研究过技术的改进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虽然通过技术的创新,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绝对不是没有限度的,到了一定的量,再增加也就变得很困难了,增加变成是一种缓慢的增加,甚至是不再增加。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土地是一定的,粮食的产量也达到了不增加的那个天花板的限度那么人口如果继续增加的话,就会出现有人会挨饿的情况。这可能是最简单不过的马尔萨斯定律的解释了,但是在基本的意义上,马尔萨斯定律并没有过时,今天依旧有其现实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土地的压迫能力,这种压迫能力迫使一些剩余的人口再去寻找新的土地或者是彻底地离开土地以谋求非农的产业。

开垦对于地域广宽的空间而言是维持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只要有一定面积的土地,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就能够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在新大陆发现之后的美国,人们跑马圈地,尽可能地开垦土地,土地和人口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压力,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买下一个农场,然后过一辈子农民的生活。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土地和人的关系显然没有表现出在美国的农庄里的那份天然的宽裕。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比如江浙一带,人口与土地之间从来都是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之中。过去“窄乡”迁移到“宽乡”去就是指这一代的人口向北方宽裕的土地上迁移。这种人和土地之间的矛盾,激发出了农民有意离开土地的热情。完全可以这样去设想,最初离开土地的农民一定不是拥有土地并耕种土地的精英农民,而是那些无法从土地的耕作中获得自身利益的不得不游离出来的弱势农民,他们当中可能包括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小商贩、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掌握某种技能的工匠以及读书上学的学生,他们虽然是依附于土地的,但却是浮游于土地之上,随时可以离开土地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游民。游民群体存在的潜在可能性,使得乡村社会受到土地束缚的天然的闭合性被打破了,由此而引入了一种开放性的社会机制,借助游民自身的游动性使得这种开放性成为可能。严格意义上讲,只要有农民离开乡村,只要有超越于村落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村落的封闭性就必然要受到开放性的影响而使得一部分人逐渐脱离开土地的束缚,加入到游民群体的队伍中,游民队伍的壮大,跟土地真正能够养活多少人以及土地自身的社会比较价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即便是随着劳力的投入、管理的完善、科技的发达,土地可以出产更多的粮食,但是如果社会的核心价值偏离开以粮食自身来做一般等价物,而转换到了像纸币这样的一般等价物上去,那么离开土地的开放性趋势一定会强于依附于土地而生活的趋势。

作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我们特别有必要从乡村的闭合性与开放性这两方面来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在那里封闭性和开放性这两方面都是共同存在的,单单只去看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都可能使我们从整体上对于乡村的理解造成一种偏差。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乡村社会的闭合性还是其开放性,都肯定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去谈闭合性和开放性,只能是使结论变得僵化,而失去了其自身的解释力,因此对于一个村落而言,闭合性与开放性这两个维度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们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人以及文化这三个核心要素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在乡村的闭合性与开放性之间绝对不是断裂为对立的两极,而是处在一种往来复去的循环发展当中,当然没有必要把这种循环的发展简单地想象成为是一种不断地重复,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社会以及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在这再生产的过程中,随着人的能动的参与和成长,使得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就不是复制前人的社会与文化,而是有发生改变的或者说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以此看来,许多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单向度的思考,必须要去面对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向度的思考的冲击。在我们孤立地谈论乡村社会具有闭合性一面的“乡土性”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开放性的“反乡土性”的一些表现,在特定的时期甚至可能还是乡村社会存在的核心;同样,在看到乡村的离散的所谓原子化倾向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到新的乡村社会凝聚力产生的文化动力机制;当我们单单关注到了乡村社会的“本土资源”的时候,也不能够忘记这些本土资源有多少是经由外在的动力机制而转化过来的;细而言之,在我们谈论乡村可能会有的村治模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小心,这些模式有多少是通过乡村的开放性而由外向内地移植过来的。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闭合性以及开放性的社会、人与文化的基础给出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以此为基础,对于新一轮的乡村社会的重建才能给出一种比较公允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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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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