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整合: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效应
2018-03-16 21:30  罗佳  《理论月刊》 2018年第2期 浏览:771  评论:0

网络政治动员指政治主体在网络空间内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来调动政治能量, 从而达到其现实政治目的的行为过程, 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博弈现象而受到关注。从革命时期的“宣传下乡”“军民动员”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政治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政治优势、一种政治惯性乃至一种政治模式。然而, 近十年来, 网络政治动员在中国悄然兴起, 社会团体和个人动员的强烈意愿及突出能力与政府动员和回应乏力之间呈现出“不对称态势”, “悲情”“戏谑”“围观”“在线展示”等新的动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严肃”“正统”、以说理为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由此, 需要深入研究网络政治动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探索在网络政治动员中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法, 进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整合力和认同度。

一、多元与流变:网络政治动员改变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

所谓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 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由不同种类意识形态之间的地位、实现形式及其相互竞争、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所决定的系统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根本上说, 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变动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变革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的确定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形成了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意识形态格局。同时,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介手段来传播, 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还要受到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影响。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剧烈变革, 也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的剧烈变革。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传播流向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执政党和政府有组织、有目的、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单向传播逐渐让位于多中心、离散化、多向度的意识形态传播。同时, 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逐渐由理性形式转变为感性形式、由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由宏大的自洽性的系统理论形态转变为自由飘浮、分散弥漫的情感元素。网络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政治组织活动, 成为改变意识形态生态环境诸多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动态因素。

(一) 网络政治动员加剧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竞争性

美国学者卡斯特曾经深刻地指出, 网络传播营造了一个突破传统时空观念和地域壁垒的“流动的空间”。“新沟通系统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 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拼贴之中, 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1](p465)。伴随着网络空间的时空变化, 信息传播、价值观念传递突破了信息把关人的筛选和价值观念的过滤机制, 甚至在一定程度突破了意识形态机构的审查, 大大推动了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平民化。从意识形态的传播来看, 网络信息传播一举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相对封闭、可控的生态环境, 提供了一个多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平台和空间, 推动着意识形态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线性走向非线性, 从一元走向多元。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则是, 网络政治动员过程中知识权力的凸显、参与主体的多元、议题设置的多样、价值传播的多方向带来了一个开放的、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新场域。在网络政治动员过程中, 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在网络空间进一步加剧, 原本潜伏在网络空间某个角落的共识, 或者沉淀在网民心灵深处的一致情感, 甚至基于共同不满情绪的抗拒性认同, 都可能在某个特定时刻、某个议题的刺激之下激荡开来、发酵起来乃至爆发出来。由此, 网络政治动员无疑推动了多元价值观念突破国界、地域和政治权力的阻隔在网络信息空间中的相互激荡, 从而使得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源头、多中心、多层面和多形态的复杂格局。

进一步而言, 网络政治动员的过程交织着各种价值观念、话语体系、思想意识和情感因素的涌动、竞争、冲突和融合, 而不是各种意识形态静态的、相安无事的共存。由此, 网络政治动员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性特征必然导致多种价值观念的相互竞争性。这种竞争性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形成了挑战, 并带来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赢得竞争优势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 这种竞争压力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国际范围如何应对西方国家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冲击。当前,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信息传播优势, 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 借助于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从而势必带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对于话语权的争夺。二是在国内范围如何应对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压力。“作为新的信息传递方式, 价值信念和思想观点的传递, 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地把政治集团或组织机构的政治目标、价值原则和理想信念灌输到平民百姓之中, 大量发生的则是广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平面化的价值沟通与信念传播”[2](p73)。在网络政治动员中, 主流文化、主导价值观念必然要与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相互竞争, 以期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

(二) 网络政治动员推动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和形象化

近年来, 学界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逐渐从理论化、系统化的观念形态转变为生活化、碎片化的实践形态。这对于我们分析网络政治动员带来的意识形态效应具有启示意义。显然, 网络传播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融合了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要素的形象化信息传播方式, 网络传播的这一特性推动意识形态的展开方式从理性形式转变为感性形式, 从宏观社会系统渗透到微观日常生活, 这在网络政治动员中有十分突出的表现。网络政治动员既要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底板”和背景色调, 又需要意识形态要素作为其发起、维持和强化的酵母。也就是说, 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意识形态由抽象的总体状态、静止状态转变为具体的形象状态、活跃状态。意识形态不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 而是渗透于日常生活、沉浸于社会心理的“微观元素”, 社会心理的发酵、集体情感的酝酿、暂时形成的价值共识、甚至冷嘲热讽和同情义愤等都蕴含着群体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的分化和嬗变, 这种变化要求我们用显微镜而不是放大镜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

信息传播方式无疑会直接影响意识形态的创造主体和存在形式。英国学者汤普森的研究指认了这一点。他深刻地指出:“文化经验在深层次上由各种大众传播媒体的象征形式传播所形成。正是这种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生活世俗化和理性化提供了主要参照框架, 今天以此为重新考虑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点的社会里, 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意识形态分析不应当集中于由组织政治集团所指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 而应当首先面向象征现象在社会领域中流通并与权力关系交叉的多种复杂方式。”[3](p286-287)在这里, 汤普森强调的是以电视、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所催生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 这种“象征形式”改变了原来由政治集团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论形式, 推动意识形态走向微观领域和日常生活。汤普森指出:“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 象征形式的流通日益脱离某个共同的具体地点, 因此意义的运用越来越能超越象征形式在其中产生的社会背景。只是有了大众传播的发展, 意识形态才能成为大众现象, 也就是, 能影响多样而分散的背景下大量人的现象。”[3](p20)在象征文化时代, 意识形态走向生活化、形象化, 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辐射空间和影响力的增大, 也标志着意识形态存在方式的转变。“文字文化的传播方式规定了概念意识形态或理论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而视觉文化的传播方式则使象征性或形象性意识形态替代了理论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4](p19)。显然, 网络时代真正满足了汤普森所说的“象征文化时代”所需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播条件, 拓宽意识形态的分析边界, 关注作为感性形式、实践形态、微观表现的意识形态, 这是网络政治动员带来的崭新课题。

(三) 网络政治动员助推意识形态的即时性和流变性

在网络媒介出现之前, 传统政治动员总是集约式的, 呈现出较强的目的性、组织性和秩序性。与之相对应, 传统政治动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传播建基于统一的阶级利益和显性的权力特征, 是权力主导下有目的的信息选择和有意识的价值导向过程, 异质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交流、融合和碰撞过程中也呈现出清晰的线性特征, 呈现为有组织、有秩序、有规划的正面交锋和殊死搏斗。这是因为, 传统政治动员必然采取“身体在场”的方式, 面对面的宣传鼓动、口口相授的话语影响、文字传播的线性特征都为意识形态宣传表明了立场、划定了边界和选定了对象, 现实物理空间的有限性和时间的共在性也决定了其辐射范围的有限性, 而它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变革过程也总是相对缓慢的。

然而, 网络政治动员过程中, 交往方式的虚拟性、匿名性使得参与者脱离了时空的限制和现实身份的束缚, 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便捷性和时效性使得动员的效率大大提升、动员的范围迅速扩大, 动员议题的流变性和随机性使得动员的节奏大大加快, 这一切导致了网络政治动员具有“多中心”和“统一性”并存、“偶发性”和“常态性”并存、“地域性”和“跨域性”并存、“盲目性”和“目标性”并存、“无主体性”与“虚拟主体性”并存等诸多复杂特征[5](p339)。与网络政治动员的这种复杂特征相适应的, 是权力结构从集约型走向弥散化以及意识形态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相对稳定走向快速流变。

法国学者福柯深刻地指出, 话语权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型权力关系。网络政治动员尤其是自下而上的网络政治动员之所以得以发生, 与信息时代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分不开的。美国学者卡斯特将这种新型权力界定为作用于心灵的认同权力, 是一种基于认同的权力。这种权力方式是对传统的、单向度权力的颠覆和解构, 在网络空间中逐渐由政府、执政党手里转移到网络群体乃至每一个网民手中。每一次网络政治动员的成功发起, 就意味着权力的具体实现, 其基础就在于社会认同的形成。“在网络社会中, 表现最活跃、作用最广泛的信息权力的基础, 并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实体, 而在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信念。以信念、意志、知识和评价这些非物质因素为基础的权力就是信息权力。”[6](p17)显然, 网络政治动员中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权力是非线性的、多中心的、随机的、流变的, 卡斯特从认同变革的视角区分了信息时代社会权力的三种源头:即网络时代同时存在着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由已经居于社会支配者地位的行动者所拥有, 抗拒性认同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 规划性认同则是社会行动者建构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7](p25)

实际上, 网络政治动员的多中心、多向度和流变性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多种意识形态的相互竞逐。在网络政治动员的过程中, 既由一定意识形态要素所推动, 也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竞争和交锋的过程, 还是价值共识生成和新的意识形态创造的过程。可以说, 网络政治动员创造了多种意识形态不断涌动、相互融合、相互竞争的巨大漩涡, 动员主体的匿名性和随机性, 动员议题的不断更换, 网络流行话语的嬗变、关注热点的不断切换、关注焦点的不断位移, 谁都无法准确预测网络政治动员会由谁、在何时、在何地、由何种因素引发出来, 谁也无法预先对一个个临时形成的价值共识进行预判和操控, 谁也无法对这种新的价值共识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后果进行精确判断和有效管控。

由此, 透过一个个网络政治动员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多元价值观念、多种社会思潮、多种意识形态在动员过程中的涌动、凸显和退潮, 譬如, “反击CNN运动”“抵制家乐福运动”以及“反日游行示威活动”等网络政治动员案例所呈现的民族主义思潮, “郭美美炫富门”“天价烟”“表哥”“房叔”等人肉搜索中所呈现出来的“仇官”情绪, “湖北石首事件”“躲猫猫”“俯卧撑”事件中的地方政府信任危机, “山西黑砖窑事件”“唐慧案”“邓玉娇案”所呈现的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制度不公的义愤, “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儿童”“免费午餐”所呈现的公民意识和志愿精神等等, 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潜伏于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流变性。

二、自发与自觉:网络政治动员带来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动

“网络政治动员是一把双刃剑, 它仅是一种政治博弈的工具, 因其使用者自身和使用的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和功效”[8](p82)。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动员呈现了社会组织和个体网民的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与执政党和政府自觉性网络政治动员之间的非对称态势。事实上, 当权力的天平日渐向带有自发性、盲目性的网民倾斜的时候, 当网络空间中以“人民”的名义出现的社会组织乃至个体网民的权力在不断增长乃至膨胀的时候, “人民”就变成一个自由漂浮的元素和符号, 在人民的名义下凝结了复杂的情绪、利益和认同。缺乏理性自律、缺乏组织引导的自发性从根本上来说无法兑现解放自我的承诺, 在“人民的名义”之下追求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团结以及人民的共同体, 既体现着一种积极的主体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 也有可能被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所俘获, 从而走向意识形态层面的逆反和异化。这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案例中屡见不鲜, 并通过网络民主思潮、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三种思潮中集中呈现出来。

第一, 网络民主思潮在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涌动及其双重意识形态后果。网络民主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凸显和涌动, 是由网络民主的技术迷思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诱导渗透共同导致的。一方面, 民主作为网络技术、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所具有的特征而备受推崇, 另一方面, 民主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并借助于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张渗透。在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民众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也是其推动因素。民主思潮既是网络政治动员得以发起的意识形态要求, 反过来, 网络政治动员又推动了网络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 并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 网民政治动员中民主思潮的涌动带来了积极的意识形态后果。譬如, 两会期间的网络民意征集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影响, 增强了人们民主参政、民主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意识;汶川地震时的网络救援动员弘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价值观念, 北京奥运会的参与性动员彰显了集体主义的价值魅力, 这些积极的影响最终会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 网络政治动员中涌动的民主思潮也会带来消极的意识形态后果。譬如, 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中, 在“脸谱”“推特”中发起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是一次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念的集中传播和深入渗透, 而西方国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在不经意间透露了他们以资本主义民主价值作为衡量标尺, 由此, 需要对网络政治动员中披着“普世价值”合法外衣、但实质不过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造势的倾向保持警惕。此外, 网络政治动员中的人肉搜索、网络谩骂、谣言泛滥等现象, 带来了无政府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等消极思想的泛滥, 也彰显了把民主推向极致必然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这种现象近年来在我国网络政治动员中时有发生。

第二, 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涌动及其呈现的双重意识形态后果。所谓民族主义, 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 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 其实质就是以民族、种族与国家的认同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民族是通过符号和认知媒介而被建构起来的想象政治共同体[9](p6)。显然, 网络媒介为建构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提供了空前便利和有效的话语符号。20世纪90年代以来, 网络技术发展提供的话语符号与民族主义浪潮的滋长不期相遇, 在中国孕育了一种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的政治现象, 并成为诸多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推动因素。

网络民族主义既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氛围, 又成为网络政治动员所带来的双重意识形态后果的突出表征。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 它既能够对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价值整合、功能弥合的积极功能, 又隐含着削减主流意识形态、带来认同危机的消极影响, 正负意识形态功能的交织使得网络政治动员中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一方面, 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深厚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强烈的、富有情感感召力的一种意识形态, 网络政治动员中推广、强化的民族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时效持久、成本小收益大的政治资源。“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一开始, 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 不是极端网络民族主义、狭隘网络民族主义, 而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 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10](p4)。“抗议美国轰炸驻南使馆”“抵制家乐福”“抗议CNN辱华言行”等网络政治动员案例都强化了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弘扬了民族精神的激励凝聚功能。汶川地震中民众喊出的“中国雄起”“四川雄起”口号、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遇阻后网民的“msn名字前面请加 (L) CHINA, 让全世界看到华人的团结”的动员, 都在促进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积极凝合。可见, 以民族主义思潮为动因的网络政治动员具有强化政府执政权威合理性、重塑民族精神以及推进社会发展等积极功效[11](p164-165)。另一方面, 由于“民族”的边界始终在“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意识和“汉族”“维吾尔族”等小民族意识之间游移, 尤其是民族主义夹杂着理性与非理性、价值判断和情感驱动等复杂元素, 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民族主义也可能走向偏激、傲慢乃至极端。譬如网络上蔓延的“汉族至上主义”思潮、给不同意见者贴上“汉奸”标签群起而攻之、一味要求政府在外交中坚持“强硬”立场等都是其负面后果的表现。这些负面因素在“反日游行示威”“反对乐天事件”中隐约可见, 从而提醒我们警惕网络民族主义的弥漫边界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

第三, 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涌动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后果。近年来, 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的泛滥及其引发的政治动员值得关注。民粹主义“断言道德纯洁的、同质化的人民与那些精英和危险的他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 描绘后者正在或者试图剥夺人民的权力、价值、富足、认同以及声音”[12](p543)。网络民粹主义以“底层立场、平民身份和草根色彩”自居, 刻意渲染大众与精英、草根与上层、民与官的立场对立、利益对抗和情绪对立。从当前中国的实践来看, 如果说网络民族主义动员在涉外议题中时有发生, 那么, 在涉及国内议题时, 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发生则是高概率事件。民粹主义动员通常包括大众动员和民粹话语两个核心要素, 大众动员凸显了动员对象是社会边缘群体, 民粹主义话语则提供了动员的合法性支撑、解释框架和动员能力。从主体的视角来看, 当前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是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互动所致, 交织着“为民之粹”的精英主义维度和“以民为粹”的平民主义维度[13](p61)。从议题的视角来看,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围绕“美化草根”和“仇官、仇富、仇权和反智”这一基轴, 追随社会热点议题反复呈现, 形成了“穷比富好、民比官好、多比少好”的网络定律[14](p49)。从动因的视角来看, 则主要是一种基于不满、怨恨、愤怒、悲情等情感因素的抗拒性认同。

由此可见, 民粹主义是发起网络政治动员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和要素, 而这些网络政治动员的成功发起, 反过来又促进以“底层立场、平民身份和草根色彩”为表征的民粹主义的广为传播乃至泛滥。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性质是复杂的, 它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也是复杂的。它在投射了社会草根阶层的自发政治诉求的同时, 夹杂着网络媒体自觉追求的商业效应;它使得严肃的政治维度和娱乐性的文化维度界限模糊;它看似赋予了弱者、草根发声的机会, 似乎是社会底层维护权利的有效途径, 但实际上社会精英尤其是意见领袖的关注和推动不可或缺;它造成的舆论声势有可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从而推动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 进而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但也可能导致虚假的民意泛滥, 在网络空间助长“多数人的暴政”, 进而在这种自发性政治动员的涌动中冲击政府公信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三、调适与变革:网络政治动员提出意识形态的发展课题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 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5](p153)从根本上来说, 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动员所呈现出来的“非均衡态势”, 揭示和反映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复杂互动中的社会权力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 因而积极推动位于权力结构不同层次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平衡, 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的经典定义指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 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16](p81)由于网络空间中的权力主体可以概括为政府、社会和个体, 与之相对应, 网络政治动员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整合和意识形态认同三大课题。对于党和政府来说, 最重要的是实现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 而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强化主导性的途径;对于民众来说, 阶级意志必须转化为个人意识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认同是最终归宿, 如何在网络政治动员中将意识形态渗入个体心理的过程机制;而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搭起桥梁的, 就是社会整合。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蕴含着执政党和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内在一致性, 可以起到葛兰西说的“社会水泥”的作用, 因而在网络政治动员中, 通过政府动员与民间动员的整合, 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的整合等等, 可以使这个作用更好地实现, 使人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保持统一。

首先, 意识形态主导是网络政治动员所提出的核心课题。意识形态作为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维护一定政权正常运转的思想价值体系, 其最为突出的功能就是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意识形态主导成为国家政权稳固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Hegemony) 概念, 用以指统治阶级、社会集团在思想精神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他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7](p316)所谓“精神和道德领导”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性的体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遭遇了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冲击和网络新兴力量对传统话语模式的解构, 因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坚持并非易事。从宏观层面来看, 全球化网络空间正在创造着一种新的社会系统, 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游戏规则和运作机制, 成为一个超国家的信息权力结构或曰“虚拟实体”。这个“虚拟实体”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现实社会, 使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在经历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建立世界市场 (至少是一个轮廓) 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8](p348)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意识形态视角看, 原本以国家为主体建设的意识形态阵地却在逐渐脱离国家的控制。各种行为者, 特别是非政府行为者都会最充分地利用网络的低成本和高效率来传播思想, 其后果则是,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电子媒体和迁移已经造成一种划时代的断裂, 形成了跨国家的、跨领土的、跨地区的趣味、意见和享乐的一致性, 正在从根本上削弱民族—国家对去中心的、流动的、去领土化的主体性和话语的控制”[19](p27)。超国家权力崛起带来的国内政治国际化和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实, 经常使执政者处于两难困境, 长期来看, 其最严重的挑战不是来自国际冲突, 而恰恰是由这种扩散的话语权所引起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消解。在中观层面, 网络作为一种新社交工具“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20]的组织能力正在凸显。人们很容易因为利益、兴趣、理想以及任何可以想到的关联性而组织起来, 为了一个他们所认可的目的而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一种新型的动员方式, 它在很多情况下填补了传统组织动员的空白, 当然, 它的缺陷也十分明显, 即临时性集体的共同意志比较弱, 流变性较大, 他们可以迅速集合又迅速解散, 这种类似“无组织的组织”很宏大又很虚无, 人们被一种情绪所感召, 有组织行动的理念, 却没有稳定的方向感, 尤其在青年人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有人形容为“快闪暴走”, 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亚文化现象”[21], 也有人认为“人们拥有了在机构之外组建群体、共同行动的能力, 这是巨大的变化, 它不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改进, 而是一种挑战”[22](序p7)。在微观层面, 网络“微力量”的崛起则进一步解构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微博、微信带来的“微力量”才成为一个低门槛、轻松、快捷的意见表达场所, 反而吸引了最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因为“微”, 使得普通人也成为思想的生产者, 为社会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内容;因为“微”, 使得聚合变得重要和有价值, 可以挑战精英文化的刻板印象。微信息在使用者看来应该是广泛分享的、公开透明的, 人们表达观念应该是自由的。在这种共同信念之下, 广泛的个人意见集腋成裘, 通过对个人命运或公共事务的关注集成一股能量, 最终造成撼动整个政治运行程序的“蝴蝶效应”。微力量的繁殖和扩散也已经引起了包括政府、政党和传统媒体在内的很多组织和个人的关注, 并开始思考如何运用微力量来实现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有效影响。这样一来, 原先的那种通过层级组织和掌控媒体来把握的意识形态主导方式就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从实践的层面来看, 网络政治动员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主要表现在对网络政治动员的议题导向、对网络政治动员的边界控制和意识形态机构直接发起的网络政治动员中。这几种形式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 但仍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 议题导向容易陷入僵化套路, 边界控制常越过边界成为强制, 直接动员更是面临“接地气”的现实难题。如何进一步改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主导, 成为需要破解的一个难题。

其次, 意识形态整合性问题是网络政治动员所提出的关键性课题, 也是意识形态主导得以实现的必然路径。网络政治动员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交锋, 其中既有敌对的意识形态冲击挑战, 也有非意识形态和泛意识形态的不断涌动, 显然, 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面临这种客观挑战, 并在与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整合的基础上来实现其主导性。由此, 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整合这种多元、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 如何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思想价值观念和谐共处的意识形态格局?这是网络政治动员中实现意识形态主导性、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必然要解决的课题。

网络政治动员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同为动员主体的传统政治威权与底层赋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调谐, 从而实现自上而下动员和自下而上动员的整合;第二个层面是作为动员内容的主导价值观念需要与多元价值观念在交锋中寻求反映全体成员“最大公约数”的基本价值共识, 从而实现主导价值观念和多元价值观念的整合以及网上动员和网下动员的整合, 第三个层次则是动员的在线行动和离线行动可以进行联合, 以实现虚拟与现实的优势互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的进一步实现, 还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化:第一是从统治思维到治理思维的转变。治理思维下的网络政治动员, 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 执政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应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社会发号施令, 更不意味着只有政府主导的网络政治动员才能够被肯定。政府应更加注重价值引导和平台搭建, 为各种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思想、观点和情感提供疏导和汇流的渠道。正确定位政府、社会组织、媒体、个人等不同主体发动的网络政治动员及其意识形态价值, 不要将所有异质的东西都看作是有威胁性的因素, 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培育来自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改造。这可以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经成型之后便走向傲慢和封闭, 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机和活力。第二, 实现从单一式动员到立体式动员的转变。所谓立体式动员, 是基于网络政治动员的特性而提出的, 是一种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系统化的动员, 注重在动员路径上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在动员形式上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 在动员手段上综合利用多种网络工具。立体式动员首先是强调对话和交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不再以独白式的方式呈现。在这里, 动员“话语”的吸引力至关重要。网络话语以虚拟、杂糅、拼贴、模仿、戏谑为特色, 它并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或深刻的思想, 而是以视听的冲击力和情感的震撼度取胜。网络政治动员在形式上必须要由抽象式转变为形象式, 综合运用多种表达形式, 营造全景式整合氛围。要从吸引网民注意力着手, 学习运用网络文化的娱乐精神和平民取向, 以轻松的姿态、在嬉笑怒骂中开展意识形态整合, 而不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刻板严肃的模样。第三, 实现从集中整合到分层整合的积极转变。网络政治动员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分层整合, 可以从三个维度去把握, 一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有机整合, 从而形成内在统一而又层次分明的有机价值序列。二是将非主流、反主流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不同层次, 采取不同的整合策略, 从而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主导意识形态、边缘意识形态和敌对意识形态三者占据合理空间、处于适当地位的价值序列。三是依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群体特征, 采用有针对性的整合策略, 从而在促使不同的社会主体中形成既有高度凝聚力又能照顾不同群体差异性的价值观念序列。

再次, 意识形态认同是网络政治动员的归宿问题。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是意识形态主导性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尺, 也是意识形态整合性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归宿。网络政治动员作为一种蕴含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活动, 为意识形态从理论形态转向实践形态、从官方话语转向民众心理搭建了桥梁, 提供了途径, 如何积极发挥其对于促进民众自觉意识形态认同的积极功能, 抑制其消解意识形态认同的负面功能?这也是网络政治动员所提出的新的意识形态发展课题。网络政治动员带来了新的生活经历、利益诉求和价值源头, 重构了人们的认同模式, 促使人们在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对照中、在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的融合中、在意识形态对利益诉求的满足中审视意识形态。网络政治动员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要经过选择机制、内化机制和践行机制的综合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 要在网络政治动员中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形象支撑到信任支撑、从理论建构到价值建构的转换。首先, 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向, 实际上就是要从依托执政党和政府权威性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灌输逻辑, 转向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建构逻辑, 其本质特征就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对于民众来说, 前者是被动地接受既成的意识形态, 后者则是主动地参与建构意识形态。在网络政治动员中要实现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其出发点是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网络虚拟空间, 必须要从解决利益问题和解决观念问题相结合的视角, 关注和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诉求和需要问题。其次, 实现从形象支撑到信任支撑的转变。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都是政府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资源, 但政府公信力能够提供比政府形象更为稳固、更为持久、更为有效的支撑。党和政府要以公信力为支撑, 一方面主动出击, 积极发起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网络政治动员, 另一方面积极预防、有效引导损害政府公信力的网络政治动员, 防止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蔓延并成为消解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因素, 从而为促进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提供有力的支撑。最后, 实现从理论建构到价值建构的转变。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 理论建构尽管是价值认同的重要基石, 但依然没有满足人们价值上和精神上的深层次归属需要, 理论建构的完备和精致难以彻底解决人们精神空虚、价值迷茫的问题, “知道但不认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窘迫。通过网络政治动员为主体建构价值认同、提供价值归属, 可以有效提高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网络政治动员中的价值建构, 一方面要在社会层面抓住公平正义这一着力点;另一方面则要在个体层面为网民提供价值归属和精神家园。

总的来说,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整合和意识形态认同是一个有机整体, 是从不同纬度、不同层面概括了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新课题。意识形态主导是核心问题和根本目标, 意识形态整合可以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 而意识形态认同则是最终归属和衡量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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