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起万、邬家峰: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
2016-10-13 07:57  钟起万 邬家峰  《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浏览:964  评论:0

 [摘要]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 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 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 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关键词]文化治理; 公共文化服务; 价值形塑; 社会整合; 社会重建 


      文化治理是在国家——— 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的 三维结构框架下,来探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 式。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边界日渐 清晰化,并逐步走向“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格局。在社 会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国社会如何走出国家统摄整个 社会的传统格局,让社会来承载社会性公共事务,实现 社会服务的自我供给? 如何来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从而适应现代社会对文化治理方式的现实需求? 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又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凝结不同社会主体对 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内在诉求,并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重建提供可能? 本文正是通过对文化治理方式变迁的考 察,以及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承载功能的研究,来探讨 现实语境下公共文化的重建与现代社会公共性的重 构。 

一、历史回顾:文化治理的变迁 

      文化治理的方式和结构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必然结果,是对不同时期政府运作模式的具体回应。随 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政府治 理模式也沿着传统型政府——— 政治全能型政府——— 经 济主导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 要求。 

( 一) 传统型政府时期 

      在传统中国,文化治理权往往由国家所垄断。封建 国家的士族大臣和地主乡绅共同把持着国家的文化治 理权。 “统治者往往利用儒家的道统思想和封建的伦理 纲常来实现对社会的文化统治和社会整合。” [1]这时的公 共文化具有明显的道德伦理和日常仪式化的特征。而由 于传统国家资源汲取能力有限,国家权力无力渗透到底 层社会,形成了“王权止于县政”的国家结构模式,当时 的广大乡村所实行的是所谓的“乡绅自治”或“长老统 治”,处于社会上层的乡绅和宗族权威凭借自身的社会威望和宗族的组织体系,共同有效地引导和约束着民 众,使其言行符合封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实现着文化 治理的功能。与此同时,集市和都会作为传统社会交往 的重要场所,也是公共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正如施坚 雅所说,社会生活实置于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之中, “人 们的实际社会活动区域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 范围所决定,而是由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 [2 ] (P22 )。 因此,由于社会流动性较小,在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 共同体内部,既有士族官僚和乡绅地主阶级的组织,又 有婚丧仪式、集市庙会等诸多可供参与的平台,此时的 公共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形式与内容也比较多样,呈现 出较强的地方性特色和内涵自我表达,并对社会的内部 整合和塑造地方性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 政治全能型政府时期 

      民国以后,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迅速扩张,国家权 力也得以渗透到底层社会,出现了“保甲制”等制度形 式。此时,宗族权威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被迫由“保护 型经纪”转变为“掠夺型经纪” [3] (P123),庇护关系日趋淡 化,加上常年战乱、社会动荡、市场凋零,公共文化生活 日渐衰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宗族权威、地主阶级等传统的公共文化治理主体作为革 命对象被打倒。中国共产党凭借革命时期建立的强大组 织网络,以及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等社会组 织形式的转变,迅速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这一时期,国家 通过社会组织网络体系的转变,高度地控制着社会资源 的分配。与此同时,国家也在试图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进 行统摄,塑造高度的社会认同,建构起政府的权威。此 时,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内容的文化宣传成为公共文化的 主要形式。 “从文艺宣传队的政治宣传表演、样板戏、革 命电影播放、政宣广播到扭秧歌、打腰鼓、迎灯,搞得热 火朝天。” [4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社会运动成为社 会主旋律,白天搞运动、搞游行,游行时有腰鼓队、打连 厢,每逢开会“两报一刊”社论学习、革命歌曲演唱等文 化活动十分活跃。除此之外,重要节庆还组织以歌颂党、 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为主题的各种文艺演出。在这一时 期“仪式行为、象征符号成为了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 主要方式” [5],正是在国家的组织动员以及集体经济的支 撑下,国家实现了对公共文化的全能式包办,无论在形 式还是内容上都打上了政治的深刻烙印。但由于原有社 会组织体系的破碎和消解、集市的取消以及婚丧嫁娶仪式革命形式化,使得原有的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 艺,因背离当时政府主导的文化形式和内涵表达而被迫 消亡。

 ( 三) 经济主导型政府时期

      “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波澜很快地让位于由 生存逻辑所决定的经济优先的选择,因为“相对于普通 民众的生存理性,泛政治化的后革命氛围终究只是一种 政治外部化的产物,翻身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在短时 期内会因为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而膨胀和扩散,但这种 状态在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毕竟没有根脚,不可能长 时期保持” [6] (P63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彻底 清算极“左”路线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的路向发生了重 大转变,改革代替“革命”,成为支配20 世纪最后20 年中 国发展与建设的理念。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脱离 了束缚的农民纷纷进城打工,集体经济日益萎缩。经济 基础的变化也导致了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人民公社制 度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 [7] (P128)在公社制度解体,城 乡分治的特定格局下,社会公共文化产品能否有效供 给,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相应的公共经济做支撑。而现实 中,集体经济的“空壳化”已经使基层社会没有能力和手 段去组织公共文化建设,开展公共文化活动,与此同时, 民间经济精英的公益化又远未开始,因此,基层公共事 业大多陷入停滞状态。而以现代电视网络媒体为代表的 现代艺术形式,诸如“看电视”、KTV、打游戏等自娱消遣 方式的兴起,以及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 (如修家谱、祭祖 等) 日渐“复兴”,乃至封建落后的“请神拜鬼”等迷信活 动也有所抬头,各种非正式的宗教活动也在乡土社会得 以漫延,挤占了原有的公共文化空间。 

( 四) 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时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逐步进入了“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的发展新时代。国家从 2002 年起开始进行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目的在于减轻 农民负担,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治理危机; 同时也不断 规范基层政府的收支行为,造成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 层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税费改革后,身处困境的基层政 权与上级政府开始了“倒逼与反倒逼”式的行政博弈: 县 乡基层政府减少公共服务的提供, “迫使”上级政府开始 承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2003 年 6 月,全国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 9 个省市的 35 家文化事业 单位进行了有益而谨慎的改革试点工作。对于“公益性 事业单位”尽管也要求按“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 [8] (P127) 的思路深化内部机制改革,但公共 文化服务的重要性及改革措施没能在市场经济快速发 展中得到有效执行。2011 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 提出了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既要从基础 设施建设着手,加强县乡信息共享工程、乡镇文化站与 村级文化大院的建设,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之,以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公共文化组织培育、公共文化网络建构、群众公共文 化活动组织等一列公共文化建设的逐步兴起,人民群众 在参加公共文化活动、娱乐身心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社 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内在机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诉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种综合性的公共文化运作 机制和制度安排。它是国家、政府、社会、民众的多元互 动与相互交织,受到意识形态、行政压力、部门利益、政 绩考核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 了现代社会多元主体的内在诉求。

 ( 一) 国家的诉求: 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是一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它体现了政府 文化职能从传统公共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根本转变。就国 家层面而言,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常带有意识 形态前置的特征,即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价值 导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 明显的社会主义属性。对于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中国社会来说,国家的基本公共文化职责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政党政府条件下发挥文化在意识形态价 值中的独特优势。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载体和机制向 社会输送一种主流价值取向,并通过这种主流社会价值 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统摄,建构起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 感和对现实社会的归属感。这既是国家对政府公共文化 职能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 在理由。二是在服务型政府条件下,政府为实现自己在公 共文化生活中的应有责任,进行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整 合与有效分配,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满足民众 的公共文化需求,从而提高政府执政绩效与公信力。三是 服务型政府条件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功能,是通过在公共 文化中注入一种社会主流价值来实现对社会价值的形塑 与有效整合,从而通过文化重建来实现重构社会的目的。 正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使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动 态平衡的状态中,实现社会的柔性稳定。

( 二) 基层政府的诉求: 政绩显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直接组织实践者是基层 政府。“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模式,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管理路径得以贯彻 执行的。” [9] 基层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直接承担 者,是嫁接国家与民众的直接桥梁。这种单向性的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导致民众的公共文化诉求难以得到 表达,并为政府所忽视,与此同时公共文化服务的考评 权力也由上级政府所掌控,导致供给主体唯上不唯下。 上级的行政压力是基层政府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内在动因。而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却难以对基层公 共文化建设产生实质性的促动效应。在基层政府眼里, 进行公共文化服务只是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行政任务, 而非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也 就只是按照上级政府的考核标准和目录来进行,缺乏主 动性和现实性。这种建设模式只有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 表象,而缺乏公共文化建设的实效。在投入方式上,由于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不信任,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多 是设施输入而非资金注入,职能部门只按照设施供给目 录进行选择供给,而不能根据民众的需求进行自我调 整,造成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脱轨,甚至是民众的离 场。另外,除了把公共文化服务外显化以外,许多地方基 层政府打着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幌子,迈着发展经营性 文化产业的步子。这些都是政绩驱动下的必然结果。

 ( 三) 社会的诉求: 公共性培育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只是进行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的机制和平台,其关键在于为社会公共空间填充了实 质化的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时,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供给的方式、供给的 过程都是国家与社会进行深层互动的结果。而进行公共 文化供给的过程又是一个公共性培育的过程。民众可以 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发觉和认识到自身的社会 主人公地位和意识,强化自身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性 和社会归属感。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和社会力量的一部 分,社会个体的价值和诉求能够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这一正式的社会表达渠道得以彰显,并施加对社会公共 文化事务的影响。这有助于社会自组织的培育,从而形 成社会力量自我发展的趋向和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准确 方式。正是在公共文化参与和共享过程中,社会的公共 生活得以丰富和充实。与此同时,民众公共意识也在这 一互动与沟通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凝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给的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以公共文 化服务为载体的公共场域,培育着公民的社会公共参与 意识和公共参与能力。公共文化生活的充实和丰富使得 社会公共空间得到拓展,民众的公共诉求和公共意识得 以形成和表达,并逐步培育出一种新式的社会互动关 系,推动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

 ( 四) 民众的诉求: 文化权益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 和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来满足民众的基本公共 文化需求,从而实现公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和享受基本 公共文化福利的有效途径。“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必须以民众公共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10] 因 此,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应始终关注民 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机制与网络的建构,畅通民意的 表达渠道,使民众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与期望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中切实得到实现。现阶段,中国还是以政府为 主导的单向性公共文化供给模式,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还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这既是因公民 文化参与意识薄弱,也存在公共文化参与机制缺失的原 因。我们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 彰显民众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不断调动和刺激民众参 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使公共文化体系在政府、社 会、民众的互动合作中形成。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时要广泛收集民众的意见和期盼,以民众的需求和期盼 作为公共文化生产的目标要求和价值导向,实现公共文 化服务供需的无缝对接。具体而言,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中,一是要畅通民众公共文化需求表达和参与渠道, 将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与期盼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决 策议程; 二是要强化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督评估 权,避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偏离民众的需求方向; 三是 要强化民众的公共文化服务问责机制,将群众满意度作 为公共文化考核的核心指标,切实建立实现人民群众文 化权利和文化福利的体制机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民众的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要得到充分彰显,民众 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要得到充分实现。 

三、现实回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社会重建 

      透过不同阶段公共文化发展状况与相应的公共文 化治理方式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基 于现实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治理方式对社会公共文化发 展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政府 与公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同诉求,内在地决定着现代公共文化治理方式的基本架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正是在回应各种诉求的过程中,实现着社会的重建 与现代性的重构。

 ( 一) 以社会整合与价值重塑为统领 

      文化作为社会的一种柔性机制和社会资本,潜藏着 教育的因素,发挥着引导人、教育人的社会功能。社会主 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引领,对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引导 和规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文化建设,塑造社会 主义新型公民。在中国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 充分彰显其社会主义价值属性,用社会主义文化引导 人,鼓舞人,实现社会的文化整合。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提升人们的 社会参与积极性,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荣。通过丰富公众的公共文化生活,实现社会的群体性 互动,有利于构筑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公共场域”[11] (P129),有利于人们形成较强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增强社会 群体的自我组织化。这种公共性的增强促使社会公共事 务的自我管理,逐步形成文明向上、和谐稳定的社会共 同体,从而实现以社会公共性为基础的现代性重构。

 ( 二) 以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基础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 对于公民公共文化诉求和基本公共文化权益的实现为 基础的。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必须充分尊重 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切实满足民众参与文化建设,享 受文化发展成果的愿望。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时,要构建起民众公共文化诉求的表达渠道,形成民众 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广阔平台,使民众参与和融入公共 文化建设的全过程。通过鼓励和引导机制,调动民众参 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性,不断活 跃社会公共文化氛围。满足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还要不 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创新公共文化供给方 式,实现民众公共文化的全面共享。一是要通过信息共 享平台来掌控文化民意导向,实现公共文化的供需对 接,提升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要丰富公共文化供 给内容,供给一些民众喜欢和需要的文体活动和职业技 能培训。三是要构建文化资源的共享机制,让文化资源 流动起来。通过文化资源共享网络体系和平台,使民众 能主动了解和享受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化大餐,参与各 种文化互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是在公民社会进行文 化互动合作的文化治理中,培育着民众的社会公共性,促动着民众的自我组织化和市民社会的形成。 

( 三) 以破除传统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为导向 

      在现代社会,为民众提供基本、公平的公共文化服 务已然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就是要打破原有传统陈旧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破除 实现公共文化高效供给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渠道,实现公共文化的多元综合治理。因此,在 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要始终明确以保障公民 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实现为逻辑前提,凸显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普惠性与包容性。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时,一是要转变国家政府垄断包办式的公共文化供给 模式,实行多种资源、多个主体的协调治理。二是要构建 公民、社会与政府的互动平台,实现文化服务信息的互 动交流,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三是在 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特别要理顺和强化基层 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使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得到协调统 筹发展,实行社会的文化公平与正义。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建设正是在实现社会文化公平的同时,培育着社会 公民的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构筑着社会现代性的基 本价值内核。 

( 四) 以公共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与配置机制为核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 整体性架构,必须把公共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与配置作 为核心机制加以建构。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时,通过对公共文化建设的科学规划、合理建设,来优化 整合社会公共文化资源,切实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 益。与此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要建立起引导和激 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有效机制,吸纳和整合各 种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多 样性,公共文化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在进行公共文化资 源配置时,要搭建起政府、社会、群众间的互动交流平 台,实现社会信息的充分沟通,促使公共文化资源的流 向能够充分体现民意的导向。 [12]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 种类和方式上,要充分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建 议,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发挥各主体在公共文化 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与供 给的无缝对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 内在机制,只有充分实现公共文化资源有效整合和调 配,构建起多元文化治理模式,才能真正建立起“大社 会、小政府”的社会基本架构。[13] (P61) 

      总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以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为载体,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以满足民众的 公共文化需求为导向,构筑起国家、社会与公民的互动 平台与交流机制。通过丰富和拓展民众的公共文化生 活,促进公共文化场域的形成,并在互动中培育社会公 共性认同,形成较强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和现代公共精 神,真正实现以文化重建来实现社会重建和现代性重构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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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起万,赣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邬家峰,赣南医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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