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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暴力的政治》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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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暴力的政治

      查尔斯蒂利,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代表作有:《集体暴力的政治》(2006)、《强制资本与构造国家》(2007)、《信任与统治》等。蒂利以战争理论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闻名世界。他认为,战争一方面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促进社会转型;蒂利也研究集体行为的动力,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为切入点,蒂利注意到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重大意义。蒂利认为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和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蒂利也指出了抗整政治背后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运动网络藉全球化之力的迅速扩展,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以非暴力政治为基调的抗议政治几乎成为左右一国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20世纪以来,集体暴力在我们的世界里,以令人沮丧的频率发生着。但是,它的形式、轨迹和强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表现明显不同。在秘鲁,政治斗争产生了广泛的集体暴力,政府背景道德准军事武装和秘鲁军队一起来反对民主政权;在美国,因文化差异,发生“牛仔互射”事件;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为报复先前图西族主导权力的威胁,组织种族大屠杀。诸如此类的集体暴力事件,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研究集体暴力背后的原因。在学界,对集体暴力的分析倾向于两种形式:暴力观念产生暴力行为、动机、动力和机会酝酿暴力行为。迄今为止,观念的、行为的分析家都没有对集体暴力提供可信的解释。查尔斯蒂利放弃用观念和行为来解释集体暴力,而是采用相关性解释来分析暴力。2006年,为了解释不同制度之间集体暴力的差异性,查尔斯蒂利发表《集体暴力的政治》。

        《集体暴力的政治》有三个目标:一是描绘集体暴力的类型;二是在集体暴力的各种类型中,本书探求循环的因果--效果联系,不管攻击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管攻击在什么地方发生,这种联系总是存在的;三是辨别同样发生在各种集体暴力中的因果关系,并且因此影响暴力的可能性和特点。

    一、集体暴力的类型

    1.集体暴力的特点:对个人立即造成肉体伤害,这种伤害包括对个人的反抗与抵制所施加的强制;至少有两个作恶者;集体暴力至少部分地来源于施暴者的相互协作。

    2.政府是一个实质性的、持久的和有边界的组织,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主要强制手段使用控制权。政府总是做一些剥削和机会累积的事情,政府官员和统治阶级是两种机制的典型受益者。集体暴力有时发生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但是,集体暴力总是涉及政府作为监控者、要求者或要求的第三方。当涉及政府的时候,集体暴力就成了论争政治的一个个案。

    3.集体暴力的类型:暴力仪式、协同破坏、机会主义、个人攻击、争吵、分散攻击、破裂的谈判。

    二、作为政治的暴力

    1. 政治大亨:从事各种各样的经纪活动:在先前没有联系的社会场所建立新的联系。他们专门从事激活、联系、协同、代表等活动。他们推动暴力发生有四种方式:一是激活已经累积暴力史的边界、故事和关系;二是将暴力行动者与先前的非暴力联盟联系起来;三是协同破坏性的活动;四是通过暴力威胁来代表他们的支持者。

    2. 暴力专家:是政治大亨的另一种类型的政治行动者,他们控制着对他人和目标施加伤害的手段,通常从事剥削和机会累积,有时牺牲自己的雇主和支持者。包括:军事人员、警察、卫兵、监狱看守、行刑人、司法官员等。多数政府暴力专家支配者更多的强制手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暴力。

    3. 集体暴力通常随着民主化而下降。一般而言,民主制度中的集体暴力要比非民主制度中的集体暴力少。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权利的扩张与平等化、非暴力手段表达诉求的规范化,都抑制产生暴力论争的过程。

    4. 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规范了异常广泛的诉求行动,政府机构拥有广泛的暴力威胁,经常介入集体暴力,产生中强度的暴力,如伊朗;低能力的非民主国家,由于缺乏监视能力而容忍相对广泛的行动,暴君能够自由地使用强力压制,产生中强度的暴力,如索马里;高能力的民主国家,强加相对较少的规定性行动,产生低强度的暴力,如德国和日本;低能力的民主国家,容忍范围更加广泛的行动、禁止相对更少的行动,政府机构很少参与暴力镇压,产生高强度的暴力,如比利时和牙买加。 

    三、趋势、变化和解释

    1. 趋势:世界趋向于国际战争的增加和国内和平生活的增长。趋向于国家支持的屠杀、剥夺或者种族灭绝。

    2. 变化:在高能力民主国家中,国内论争政治的暴力在减少,国际范围的战争从运用国家控制的军队进行的跨国暴力向由制度内部大量暴力专家的行动方面转变,高能力民主国家逐渐参与到维护和平、提供武器供应、禁止买主商品运输的战争中去了。

    3. 集体暴力的边界激活的过程:政治大亨从事激活、联系、协同和代表工作;在论争中,诉求者之间的政治与社会距离在扩大,实现极化;当边界一边的行动者掌握的信息可靠性不及另一边行动者时,不确定性出现在边界附近。

    四、暴力仪式

    1.暴力仪式:至少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协同性团体,遵从已知的互动规范,当它为了在某个领域竞争优先权时,从事对自己或他人造成的伤害。包括私刑、公开执行私刑、团伙竞争、竞技体育项目、选举战等。特点表现为:遵守已知的暴力协定,固定的竞争风险、在中心冲突周围划出明显的范围、区别出合适与不合适的参与者。

    2、暴力仪式中循环出现的机制和过程:

    1)边界激活:社会互动的变化,这些变化逐渐地组织起单个的我们--他们的边界,并将内部边界互动与交叉边界互动进行区分。

    2)极化:在论争片段中,诉求者之间政治与社会空间的扩大。

    3)竞争展示:在同一领域,由两个或者多个行动者发出的同时的或者连续的能力信号。

    4)监视:在一个社会场所中,针对行动的连续监视活动。

    5)遏制:对一个或者一组行动者限定一个相对不可渗透的范围。

    6)证明、撤销:由外部权威来确认行动者、他们的行动和诉求;撤销是指认证机构从这种确认中退出。

    3.在低能力非民主制度中,暴力仪式出现的形式最多,频率最高;而在高能力民主制度中,暴力仪式出现的形式最少、频率最低。

    五、协同性破坏

    1. 协同破坏:那些擅长使用强制性手段的个人或组织,对个人或者目标进行攻击,起因于边界、故事和关系的共同激活以及多个社会行动者和场所的合并。包括战争、集体性自杀、恐怖主义、种族屠杀、政治屠杀。

    2. 主要特点:

    (1)致命竞赛:至少有两个组织化的暴力专家团体,每个团体都使用伤害,以减少或遏制对方实施伤害的能力。

    (2)灭绝性战斗:当竞赛者使用压倒性武力或者当攻击目标不是一个使用强制手段的组织时,致命竞赛就渐渐地变成灭绝性战斗。包括种族灭绝和政治灭绝(受害者属于某种共同的政治类型)。

    (3)阴谋恐怖活动:当一个很小规模但组织良好的行动者开始采用秘密的手段攻击一个庞大目标时,致命竞赛就变成了阴谋恐怖活动。

    六、机会主义

    1. 机会主义:作为免于常规的监督与压制的结果,个人或一群人使用即时的伤害手段,追求遭到禁止的目标。包括抢劫、轮奸、盗版、报复杀人以及某些军事掠夺。机会主义暴力主要发生在政治监控的边缘地带、权力监控的真空地带、现存制度监督的破裂点上。主要内容是谋求利益和报复。

    2. 暴力成为机会主义的影响因素:作恶者与暴力承受者之间互动的伤害显著性如何;联系这些暴力行动者的协同有多少。

    3. 机会主义机制:我们--他们边界的有效激活;对弱化的、疯狂的或失败了的压制的回应;联系那些危险行动可行性与有效性并因此改变参与者面对危险的信号螺旋;选择性地报复以前经历过的被错误的对待,以卢旺达屠杀为例进行了分析论证。

    4. 不同政治制度在对待不同类型的机会主义暴力存在很大差异。高能力制度,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一般情况下很少存在着所有权不明的有价值资源,他们在机子的权限范围内对资源实施广泛的控制。

    七、争吵

    1. 争吵: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人开始互相攻击或对对方的财产相互攻击。包括酒吧混战、体育世间中的小规模冲突以及许多街头战斗。具有高显著性、低协同性、规模小的特征。

    2. 争吵结构复杂的原因:一是那些弱监控、弱遏制和弱证明的社会场景支持争吵,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系统地分布着,争吵者集中在这些场景中或向他们移动;二是激活、极化、竞争展示、信号螺旋产生争吵时,它们每一个都吸收先前建立起来的文化。

    八、分散攻击

    1. 分散攻击:在广泛的小规模非暴力互动过程中,大量的参与者以破坏行动对障碍、挑战或抑制作出反应。包括消极怠工、对象征性目标进行秘密攻击、纵火和政府机构的袭击。特征表现为:小冲突、武力展示、抵制。分散攻击集中出现在非民主制度中。

    2. 分散攻击机制:

    (1)网络基础上的升级:相互援助网络聚集在边界的一边;争端促使人们在两边相互竞争,然后导致争端者在他们的同伴那里寻找支持,将争端重新定义为无条件的。

    (2)情境基础上的激活:政治身份以某些社会情境而不是其他将人们联系起来,将他们吸收进那些情境,激活那些身份。

    (3)信号螺旋:沟通危险性实践的当前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改变参与者面对危险的意愿。

    (4)多价行动:一个人或集体同时向两个或者多个观众进行姿态展示。

    (5)对先前错误进行选择性报复。

    九、破裂的谈判

    1.破裂的谈判: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产生抵制或竞争,一方或者多方通过行动作出反应,这些行动伤害了人或者物。包括示威、政府压制、军事集团。

    2.谈判中暴力发生的循环机制和过程有:熟悉的经纪人、证明-撤销、计划、网络激化和外来者的目标转移(诉求者与诉求目标之间的关系改变)。

    3.示威不断产生破裂的谈判这种暴力形式。示威是指故意聚集在公共场所,展示政治上相关的成员和通过声音、印刷文字或象征物品支持某些立场。示威展示价值、团结、数量和忠诚。示威暴力的主要特点是:相对低度的伤害显著性和作为非暴力互动的相当高的协同水平。

    十、结论

    1.为什么集体暴力(不想自杀和个人实施的他杀)会集中爆发--警察署一个暴力遭遇的 出现会触动另一个暴力遭遇的发生--然后进入低潮期?

    集体暴力的集中出现一部分地因为诉求表达与断断续续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诸如选举、皇家继任、公共仪式等事件引发暴力;一部分取决于物质资源与参与者组织支持的波动。武器的流动、民办的参加离去、外部证明或撤销、新资金的注入、外部供应等,都间接性地导致暴力互动的迅速增加或减少。暴力波的发生然后平息是因为协同性和显著性的变化而导致的。

    2.从事那些非直接伤害互动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迅速地转变成集体暴力,然后(有时也迅速地)又回复到相对和平的关系?

    我们--他们的边界、极化、经纪、证明--撤销、不确定性的下降、积极的信号螺旋机制,使得剧烈冲突向更加非暴力形式方面转变,向更低水平的协同性和显著性方面转变,所有这些机制在集体暴力的高低水平之间能够发生迅速地转变。

    3.特别地,那些已经与他们的类型差异(经常是合作和通婚)生活多年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彼此相互攻击人身和财产?

    稳定的第三方的消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在村庄中的年长者、黑手党成员、警察、地方庇护人这种第三方可以通过背叛、破坏或外部干涉而消失。经纪、边界激活和极化强化了中立第三方的影响。如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当胡图族当权者的经纪(管理)失败时,机会主义开始替代协同性破坏。

    4.为什么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民主的和权威的)在集体暴力的水平和形式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制度影响集体暴力特征与强度的方式:一是通过建立受限制的、得到容忍的和受到禁止诉求的形式,塑造暴力遭遇的场合和非暴力选择机会,如日本人的仪式报复;二是通过便利、容忍和压制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者,向人口中的不同部分提供威胁和机会;三是通过创建、控制、吸纳和部署暴力专家;四是占用、保护、重新分配或忽视有价值资源,这些资源受到剥削和机会累积。一般来讲,低能力非民主制度中的人民在集体暴力中遭受的损失最多,高能力民主制度通茶发生更少的国内暴力,高能力非民主制度中,更多的集体暴力是政府代理人与公民团体竞争,低能力民主制度经常出现分散攻击和破裂的谈判。

    5.维持和平的专家(例如警察和士兵)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暴力和非暴力行动之间进行如此经常而又迅速的转换?

    维持和平的专家也是暴力专家。他们比其他政治行动者造成的伤害要更加地有效和有影响。他们在纪律的约束下制造伤害,并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迅速转换。那些逃避政府控制、享有大量行动自由的暴力专家,经常使用自身的权力谋取好处,如在政府之外,暴力专家一般会产生收取好处费的黑社会组织、确定分散的征服与剥削区域、与对手进行的地方斗争等。

    查尔斯蒂利,采用相关性解释来分析暴力,提出集体暴力来源于人们之间互动性变化(从事伤害活动着之间的协同)。他在书中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从集体暴力的现象出发,揭示了集体暴力的种类和变化,也辨别了促使集体暴力循环变化的机制和过程。通过揭示集体暴力的过程,展示人际互动动力学如何转化成信仰、抑制和情感,他提出,在个人水平上,信仰、抑制和情感存在着相似的转换。最后,用集体暴力循环机制和过程、集体暴力在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差异、集体暴力的特性,回答了集体暴力研究所面临的五个问题,对于集体暴力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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